安居一家人

三月初的週六早晨，陽光明媚，空氣裡仍然帶著早春的寒冽，院子裡的鬱金香正冒著綠葉，從化雪後逐漸退凍的泥土裡伸出來努力擁抱陽光。我坐在明亮的書房裡喝著熱咖啡，一個美麗的週末正要開始，我跟阿鯤仔打算出門採買四月回台灣探親的禮物，然後在小館裡吃個飯享受悠閒。然而，一封簡短的email，讓這個充滿秩序與希望的世界一下子籠罩了陰影。

  “公公晚上起床如廁跌倒，昏迷不醒，住在加護病房。”

我打了幾通電話，跟二舅阿姨媽媽分別問了情形，忖測情況不好，週一上班安排了假期跟機票，把原本回台灣的行程提前挪了三個星期，提著簡單的一箱行囊回到台北。出國多年，從來沒有一次的飛行讓我如此心焦，如此不安，感覺如此漫長。我不斷告訴自己，該面對的要勇敢面對，回去台北能跟家人共度一段困難的時光，無論發生什麼事，總是好的。

阿鯤仔過了幾天後也到了台北，原本悲傷憂鬱的外婆，看到我們兩個最後到齊的家庭成員，也稍微地展開笑顏。同時，阿鯤仔也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，在那段日子裡，外公的四個孩子們做出一個又一個困難的決定，家裡呈現一種不尋常的緊繃氣氛，加上外公幾次病況危急，我們站在床邊不能有任何一點幫助的無力感，我感到極為深刻的痛楚。

外公臥床的期間，我們一家十七口每日輪流探望，加上外公一個個交情六十多年的同學朋友同事部屬們，住在同一社區平日搓麻將的鄰居也一個個來看他，所以病房裡除了請來的看護阿姨之外，總還會有幾個人陪著他，我們去看公公的時候，跟他閒聊當天的天氣，午餐吃了什麼。二舅則是每晚在病床邊念金剛經給他聽。外公靜靜的躺著，除了偶爾的肢體動作外，只見他胸口一呼一吸的起伏。我們幫他梳頭，洗臉，擦澡，拍痰，翻身，換衣服，我想著外公一生從來不愛麻煩別人，就算年紀大了很多事情都堅持自己來，現在他要是有意識知道必須仰賴他人照顧，心裡一定很不好受。

在病房陪伴的時候，外公靜靜的躺著，我感覺好像平日一樣，他總是微笑的看著他的孩子孫子們聊天嬉鬧甚或鬥嘴，外公向來不是個多言的人，很少說話，他有著民國初年讀書人對於家庭對於國家民族的使命感，總是對自身的要求很嚴格，認為修養自身才能做為子孫的榜樣，這樣子孫才能教養成器，達到修身齊家治國的目的。他強調做事有分寸，善始善終；做人要有立場，知進退，知過能改，凡事要忍耐；提醒我們持家要不圖浮華要重實際。他很少介入子女之間的爭執與衝突，在他的自傳裡提到子女婿共八人，每人的性格不一樣，惟應異中求同。外公非常慈愛也非常細心，管教孩子們算是扮演白臉的角色，孫輩裡我跟外公外婆相處的時間最長，記憶裡也沒有他打罵過我的印象，反而總是我被爸媽打罰後的避風港。他一輩子最大的責任就是照顧家人，以現在的標準來看絕對可以掛上新好男人的標誌。

記得有一天在病床邊，外婆拉著外公打著點滴的手，外公意識模糊地叫了一聲：”漢英”，外婆用家鄉話細細的唸著：”老頭，當初我們來台灣，只有我們兩個人，現在我們已經十七個摟！你看看，我們已經有這麼多孩子孫子…..” 

以前我不瞭解，甚至我也不確定外婆的孩子們是否真的瞭解，外婆為什麼每年總在過年過節的時候高興的數著今年吃飯有幾個人？我有記憶以來是從二舅結婚後開始數，更別提在這之前已經有的十口人，多年後阿姨出嫁，家庭聚會裡又多了姨丈，此後兩年阿姨有了小表弟，家裡的人數便增加到十六個，等我跟阿鯤仔結婚後，婆婆得意的跟公公說，現在我們已經有十七個人了。 

然而就在這一刻，我突然完全瞭解外婆年年數人頭的心情，他們經歷過那段戰亂流離的年代，年輕的時候先是日本人入侵而逃離家鄉，在難民營當過難民，婆婆當時年幼，仍留在家鄉。年少的外公原本在上海當實習生，打算報考高中，盧溝橋戰事發生後便跟鄉里的幾個親戚鄰居，從江蘇一路逃到漢口。後來他從軍抗戰，擔任運輸的工作。八年戰爭結束後隨著國民黨軍隊撤退，輾轉來到舉目無親的台灣定居，在高雄下船的時候對台灣氣候極不適應，卻意外的發現台灣的香蕉好吃又便宜，幾經遷移後定居在花蓮的空軍基地….原本想著只是暫時駐守台灣，過幾年打勝仗必能返回故鄉，不料一晃五十多年，兩岸的差異越來越大。這其中又有四十年左右完全喪失家鄉的音信，斬段與所有親人的聯絡。那種想念與孤獨，想必十分不好受，可是我們不曾聽外公提起過，只在他手寫的自傳裡才能隱約體會他對故鄉的嚮往與對親人懷念。然而，在這一刻，離鄉背井多年的我，突然覺得那一段的歷史在這外婆這句話裡面，離著我好近，我突然覺得我能體會他們移居異鄉，舉目無親無故的辛酸與辛苦，以及在異鄉看見子孫繁衍，家庭壯大的成就。

在台灣陪伴外公的兩個星期，我覺得自己成長了很多，對於生命，對於死亡，對於家庭的attachment與責任，有了跟從前不一樣的認識，有了更多對親情的不捨。我對未來期許一向把回台灣發展放在五年計畫之後的框框，但是身為家庭成員的一份子，我難道能忍受一再錯過參與家庭發生的大小事情的機會嗎？